唐校長是我在瑞士認識的第一個華人。那是在2000年春節(jié)的一次招待會上,我受人之托,將一箱書轉(zhuǎn)交給應(yīng)邀參加活動的一位客人――唐人中文學校的唐超容校長。
唐校長是位40來歲的女性,個子不高,梳一頭齊耳短發(fā),皮膚稍黑,說一口相當標準的普通話。匆匆一面,印象并不深刻,倒是她的那位瑞士先生,在我們交談時,從始至終抱著那箱書,一言不發(fā),微笑著站在一旁,那份樸實頗有些令人感動。
再次見到唐校長,已是一年以后。這天,是唐人中文學校的校慶。數(shù)百名客人將蘇黎世“復興飯店”二樓擠得滿滿的,場面很熱鬧。典禮開始時,唐校長走上了臺。兩個多小時的演出中,她既是主持,更是主人。那些活躍在臺上臺下的百余名孩子,那些拉足架勢表演各式中國節(jié)目的洋“演員”,無一不是她的學生。此時我才知道,擁有300多名學生、在瑞士7所城市設(shè)有分校的唐人中文學校,成立才不過短短兩年。
采訪唐校長的愿望便在此刻萌發(fā)了。
這天的蘇黎世,正值盛夏。坐了一個多小時的火車,唐校長從她所住的文特圖爾市趕來,那份熱情一如此時的瑞士天氣。坐在健談的唐校長面前,我似乎更像是一位聽眾。
學校成立非常偶然
我是四川達縣地區(qū)宣漢縣人,父親去世前在一家鋼廠工作,母親是家庭主婦。1981年,縣中學畢業(yè)后,我考上了四川師范大學英語系,到成都上大學。讀的是外語,上的是師范,我和出國以及辦教育的緣分可能就是在這個時候結(jié)下的。大學畢業(yè)后我在昆明工學院讀了兩年研究生,之后分配到廣州華南農(nóng)業(yè)大學當英文教師。三年后,我辭了職,到香港一家公司駐廣州辦事處做翻譯,1991年,被公司派到斯里蘭卡工作。我在斯里蘭卡只呆了不到兩年,但是這段經(jīng)歷卻改變了我的一生。在那兒我結(jié)識了現(xiàn)在的瑞士丈夫,他當時正好到斯里蘭卡旅游。
提起這段異國情緣,唐校長并沒有細說。但是她那微笑而滿足的神情,足以令人想象那中間的種種浪漫。
1993年夏天,我隨同丈夫來到瑞士。剛來的那段時間,我曾在幾家中餐館做過招待,這份工作對我當時來說挺合適,既可以學習德語,又能借機了解瑞士人和瑞士社會。斷斷續(xù)續(xù)干了一年半,直到1996年,我突然想到應(yīng)該利用自己在國內(nèi)所學的英語專業(yè)來找一份工作。不久,我收到了瑞士MIGROS語言學校的面試通知。
和學校負責人一見面,我才知道,原來他們并不是要找一位英語教師,而是要為一位休產(chǎn)假的中文教師找一個替班。我感覺很突然,因為在此之前我從未想過去教中文。我對校方說,雖然我是中國人,但我所學的專業(yè)是英文,所以希望能教英文。校方聽說我的英文是在中國學的,明顯表現(xiàn)出不信任。于是我對他說,我們用英文談一談吧。經(jīng)過這番談話,校方終于同意聘用我做英文教師,同時替那位休假的老師教中文。之后的三年里,我一直在幾家語言學校教課,收入穩(wěn)定,生活也很平穩(wěn)。
雖然教中文對我來說只是附帶的工作,但在這一過程中我卻發(fā)現(xiàn)了很多問題。我看到周圍的瑞士人對中國普遍缺乏了解,在他們想象中,中國仍是一個極度貧窮和落后的國家。另外,我手頭的幾種中文教材都不理想,沒有充分考慮到兩國文化差異的問題。于是我開始自己編教材,也嘗試著將中文教學同介紹中國和中國文化結(jié)合起來,結(jié)果反應(yīng)很好。1999年初,我萌生出一個念頭,何不自己辦一所中文學校呢,那樣我就可以更好地實踐自己的想法了。
“唐人”成為連接中瑞的橋梁
在丈夫的幫助下,我開始了辦學的準備工作,注冊學校,印材料,發(fā)廣告,租教室等等。事情進行得十分順利,當年4月,“唐人中文學?!痹谔K黎世正式成立了。第一批學生一共15人,全部是瑞士人。之后,我們在瑞士德語區(qū)的其他幾個城市,如文特圖爾、圣加侖、巴塞爾等地陸續(xù)開辦了分校,當年年底,學生人數(shù)便增加到50多人。除中文班外,學校還開設(shè)了書法班、烹飪班等等。來我們這里學習的瑞士人中有與中國做生意的商人,有打算去中國旅游的游客,也有純粹因為對中國文化感興趣慕名而來的人。他們短的只上幾天或幾周課,長的已經(jīng)上了兩年多,也就是說從學校創(chuàng)辦那天起一直堅持到現(xiàn)在。
學?,F(xiàn)在已有固定教師15人,這些人全部是師范出身,平均教齡在10年以上。學校用的教材大部分是我編寫的。在教學方式上我一直強調(diào),不僅要教授中國話和中文字,而且要向?qū)W生們介紹中國文化,特別是兩國文化間的差異。
比如說,我們向瑞士學生介紹中國人的日常禮儀。就拿送禮來說,在瑞士,當一個人收到禮物時,應(yīng)該當著送禮者的面把禮物打開,否則就是不禮貌。而在中國卻恰恰相反,如果一個人這樣做,會被認為沒有教養(yǎng)。另外,我們還用各種辦法使課堂氣氛活躍起來,例如講個歷史典故,說個笑話,一起唱支中文歌,等等。我希望,“唐人”能夠成為連接中外文化的一座橋梁。
除了向瑞士人介紹中國語言文化以外,唐人中文學校的另一個重點是華人子女的中文教育。它是瑞士第一家正規(guī)的中文學校,在300多名學生中,將近半數(shù)是華人子女,這就是所謂“兒童班”。
最難辦的是兒童班
提到兒童中文班,唐校長面上露出一絲苦澀的笑容,這不禁令我感到有些意外。
學校開辦以來,我所遇到的最大困難就是這些孩子們,讓我耗費最大精力的也是這些孩子。
1999年底,唐人學校成立半年多后,一位中國孩子的家長找到了我。他問我,學校有沒有兒童班,他想送孩子來這里學中文。之后,不斷有華僑家長提出類似的要求。在海外,華人子女的中文教育的確是個很大的問題。作為一位華人母親,我更能體會到這些家長的苦心。與他們一樣,我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學會中文,不忘本國文化。此時我感到,為下一代華人提供中文教育是我肩負的責任。
2000年春節(jié)過后,“唐人”的第一個兒童中文班在蘇黎世正式開課了。那天一共來了15個孩子,還有他們的家長。這些孩子年齡從3歲到10歲,中文水平也是參差不齊。一堂課下來,大家都覺得效果不好,老師精力有限,難以照顧到所有的孩子。于是決定分班,15個孩子按中文水平高低分成3個班。對于學校來說,必須為此增加兩名老師,這意味著支出也增加了兩倍。由于每個班的人數(shù)太少,收來的學費根本無法支付老師的工資,所以賠錢是可想而知的。
兒童中文班開課以后很受歡迎,一下子便在華人圈子里傳開了。在瑞士的華人居住非常分散,于是我們又陸陸續(xù)續(xù)在其他幾個城市開辦了兒童班。我的想法是,哪里有需要,我們的中文班就辦到哪里。其他地方的情況和蘇黎世差不多,我們都是將孩子按中文程度分成幾個班,小的班往往也只有幾個人。直到今天,兒童班一直在賠錢,能夠維持下來,全靠用成年班賺的錢往里貼。
其實賠錢只是一方面的問題,另一個問題是辦兒童班需要投入更大的精力。每天從早到晚,不斷會有家長打來電話,提出各種各樣的要求,述說各自不同的問題。因為孩子年齡小,在管理方面也要困難得多。學校只有成年班的時候,我還在外邊語言學校兼課,可現(xiàn)在根本不可能了,即使把全部時間都投進去還總是感覺不夠用。
但對此我絕不后悔。我是個不喜歡走回頭路的人,一旦下決心做一件事,我就會把它做到底。只要我還賠得起,就一定會把兒童班辦下去。
幸虧有老公支持
這時,我向唐校長提起她那位老實的瑞士先生。唐校長略微停頓了一下,眼中隱隱閃出了淚光。
如果沒有丈夫的支持,我根本不可能走到今天。剛剛決定辦學校的時候,幾千份廣告都是他一手設(shè)計,親自寄發(fā)的。他是一家救援中心的職員,工作本來就很緊張,每天一到家,他就馬上開始處理學校的事情。他負責學校的財務(wù)、網(wǎng)頁設(shè)計、廣告等等,還要幫著照看兒子,料理家務(wù)。
在我的記憶中,丈夫只對我發(fā)過一次脾氣。那時因為兒童班的事搞得我焦頭爛額,人簡直到了崩潰的邊緣。丈夫一方面著急,一方面又心疼我,氣得罵我是在“自討苦吃”,是個“瘋子”。但是之后,他又來安慰我,而且一如既往地幫助我。其實丈夫也有道理,以前我在別的學校教課時,每天工作只有幾個小時,收入不錯,而且還有時間顧家?guī)Ш⒆???涩F(xiàn)在,我卻連請個幫忙處理學校雜事的人都負擔不起。學校成立的時候,兒子剛剛一歲。兩年當中,我欠了兒子許多,也欠了丈夫許多。說實話,如果回過頭來再讓我重新做一次選擇的話,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還會有這個勇氣。
談話在略顯傷感的氣氛中結(jié)束了。但是在唐校長傷感的話語背后,我并未聽出任何退縮之意。我知道,她與生俱來的堅韌和勇氣足以支持她把唐人中文學校繼續(xù)辦下去,而且會辦得更好、更出色。
不久前,為支持北京申奧,唐校長在學生中積極宣傳,征集了上百名支持者的簽名。這讓我又一次想起采訪結(jié)束時唐校長那句發(fā)自肺腑的話:“我盼望中國一天天強大起來,重振盛唐雄風。我永遠不會忘記,我是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