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弄潮兒的海外留學之夢（1）
http://m.11903.cn 發(fā)表于:07-10-08 10:08:57 瀏覽: 10429次 來源：第一篇 強國夢
清末的有識之士大都感到，傳統(tǒng)書塾教育培養(yǎng)出來的人才，已經(jīng)無法應對歷史的挑戰(zhàn)?！皬妵鴫簟贝偈谷藗兇蚱苽鹘y(tǒng)思維。出國留學、尋求真理，然后回到本土，改造社會、富國強民，成為“時務”，成了有志青年的人生選擇。
很多年以后，曾經(jīng)是北京大學校長的蔣夢麟先生回憶起1908年的那個夏天。
這年的8月，蔣夢麟負笈西行、求學美國。他在自傳《西潮》中描述當年的情景道：“……上船前，找了一家理發(fā)店剪去辮子。理發(fā)匠舉起利剪，抓住我的辮子時，我簡直有上斷頭臺的感覺，全身汗毛直豎。咔嚓兩聲，辮子剪斷了，我的腦袋也像是隨著剪聲落了地。理發(fā)匠用紙把辮子包好還給我。上船后，我把這包辮子丟入大海，讓它隨波逐流而去?！?/div>
剪掉辮子，丟入大海。這一幕場景在20世紀初的大時代中，或許并不讓人驚奇。它更像個隱喻：新一代的知識分子遠赴西方求學之際，首先是在宣告自己與一些羈絆中國自強自立的文化因素的決裂。“辮子”的歷史形象，若干年之后，還會出現(xiàn)。只不過，那時張勛和他的“辮子軍”早已被目為“復辟”的封建遺老，被埋葬在浩浩蕩蕩的歷史洪流之下。
短短不過幾年間，古老中國土地上的觀念、風俗似乎都發(fā)生了巨大的改變，對“辮子”的態(tài)度，不過是其中細微的一端。一場被后來者命名為“新文化運動”的文化革新是催生這些巨變的關鍵。而作為“新文化運動”領袖之一的胡適，正是蔣夢麟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求學時期的同學，他們的老師則是鼎鼎大名的約翰?杜威。這個時代，遠赴海外求學問道的“留學生”們正逐漸回國，“海歸”們帶回了西方的技術、還有不同于舊時傳統(tǒng)的新觀念。
今天看來，“新文化運動”中的主將，多是有過留學經(jīng)歷的歸國人士。除了胡適是1910年的清華“庚款留學生”，陳獨秀、魯迅（周樹人）、周作人周氏兄弟等都是20世紀初留日的學生。2003年1月30日，《科技日報》發(fā)表的前國務委員宋健的文章《百年接力留學潮》中，將清光緒以降的留學生分為十代。20世紀初的留日潮和稍后的庚款留學生分別列在第三代和第四代。
在宋健對中國留學歷史的總結(jié)中，光緒初年官派赴美的幼童成為近代中國留學之先聲，盡管人數(shù)不多，但歷史依然表明，從中涌現(xiàn)出了“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中華民國第一任國務總理唐紹儀等人物；1877年清廷派出的海軍留學生是為第二代，其中最為耀眼的一顆“明星”，當是日后《天演論》等西方重要文獻的中國譯者嚴復；在成就斐然的第三代、第四代留學生中，除了文化運動的主將，庚款生中還有許多大科學家，諸如錢學森、錢偉長、竺可楨等人，未來數(shù)十年間，他們創(chuàng)造出了中國科技史上的奇跡；第五代是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在這群1920年前后赴法的青年中，產(chǎn)生了周恩來、鄧小平等改變中國的巨人；第六代是20世紀20年代的留蘇學生；1927―1937年的留學生和1938―1948年的留學生分別是第七代和第八代；新中國成立后十年間的留蘇、留歐學生是第九代，而“文革”以后的留學生則可以稱為第十代。
反觀這段百年留學潮，解讀中國現(xiàn)代歷史，人們會發(fā)現(xiàn)一個非常有趣而且關鍵的問題――
在20世紀，特別是初期，何以如此眾多的弄潮兒都有過留學背景？或者，用較“現(xiàn)代”的話說，何以是“海歸”當?shù)溃?/div>
從清末名臣張之洞的著名文章《勸學篇》中，我們今天可以窺見這一問題的部分答案。在《勸學篇?外篇》“游學第二”中，張之洞用一種全新的眼光重新檢視了一番中國歷史：
“晉文公在外十九年，遍歷諸侯，歸國而霸。趙武靈王微服游秦，歸國而強。春秋、戰(zhàn)國最尚游學，賢如曾子、左丘明，才如吳起、樂羊子，皆以游學聞，其余策士、雜家不能悉舉。后世英主、名臣如漢光武學于長安，昭烈周旋于鄭康成、陳元方，明孫承宗未達之先周歷邊塞，袁崇煥為京官之日潛到遼東，此往事明效也?！?/div>
接下來，張之洞把眼界收歸到當下的世界。他論述說：日本不過是一個小國，它為什么能如此迅速地強大起來？那是因為伊藤博文、山縣有朋、陸奧宗光等人，都是20年前出洋留學的學生。日本被西洋威脅，他們便率領100多個志同道合的青年，分別到德國、法國、英國等國學習政治、工商、軍事，學成歸國之后，受到重用，終于可以改革日本政事。由此，日本開始雄視東方。
此時的張之洞，已經(jīng)明顯感覺到，在傳統(tǒng)書塾教育下培養(yǎng)出來的中國精英，無法應對歷史的挑戰(zhàn)。人才的匱乏，已成為朝廷的急務。由此，張之洞得出的結(jié)論是：
“出洋一年勝于讀西書五年”，“入外國學堂一年勝于中國學堂三年”。
張之洞在1898年的這篇政論，一言以蔽之，“師夷長技以制夷”。在這個所謂“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當口，應該通過鼓勵留學，向西方學習，培養(yǎng)新式人才，從而達到富國強民的目的，改變當日中國積貧積弱的現(xiàn)狀。《勸學篇》成書后，清廷的軍機處發(fā)給各省督撫、學政各一部，又諭總理衙門排印300部，可見其主張很得人心。1900年紐約出版的英文譯本更易其名為《中國唯一的希望》。
在如此情形下，中國20世紀初期的留學潮得以勃興。政府為改變中國落后挨打的面貌，派留學生到西方求取“真經(jīng)”，進而回國改造社會；更有不少有志青年甚至自費出洋留學。前述蔣夢麟即屬于自費留美學生。而“海歸”在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之所以盡顯風流，也在于其接受了西方先進技術與開明思想，又能夠在歸國之后直面中國的問題，致力于中國的改革和革命事業(yè)。
當美國著名的漢學家史華慈將中國最早留洋的海軍學員嚴復的思想肖像刻畫為“尋求富強”（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時，這句看似簡單的詞語，其實正是那個大時代里，叩擊中國精英心靈的最強音。青年周恩來在法國留學時所作“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一詩，折射出的，是時代的精神面貌。
在這樣的叩問下，“留學出國”和“學成歸來”其實是一個問題的兩面。出去是為了歸來，如中國的“留學生之父”、近代中國最早的一位“海歸”――容閎在《西學東漸記》中所說，為什么他從耶魯大學畢業(yè)之后選擇回到貧弱的祖國，因為他志在“以西方之學術，灌輸于中國，使中國日趨于文明富強之境”。這幾乎在現(xiàn)代中國“海歸”的歷史源頭，確立了一個傳統(tǒng)――個人的選擇雖然多樣，可是背后的家國之思卻是靈魂之所系，正是現(xiàn)代中國的命運，在一次又一次界定著“海歸”真正的意義和內(nèi)涵。